这个国家不喜欢年轻人

尊老爱幼，年轻人已经不是少年儿童了

搜遍全部能找到的媒介，不管是平面的、电视媒体，竟没有一个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或许平面媒体有吧，不过至少不够专业，不够纯粹，不然我怎么不知道）

历史上能算得上的也许就是胡适的《新青年》了，不过那可是快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各种的综合台、新闻台是面向社会各人群的，低俗又没劲的娱乐台是面向以超级女生迷为代表的人的

Channel young？得了吧，一个只会放歌娱乐又不懂恶搞的傻*台；各种的少儿台？别逗了…

为什么没有MTV，没有“青少年选择奖”，没有一个像是在任何一个普通国家都有的为年轻人代言的电视台？

又要批评教育制度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直都是这样。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因为默写不出生词而被叫到办公室，中学的时候因为没有做完那几套模拟题而得到老师的咖啡邀请，现在的大学就更加不用说了，仅仅都是形式，特别是公共课教育（关于这一点，以前也有抱怨过，在这里）。

还有，中学的时候，都读“涉世之初”、“待人处事金律一百条”，到了大学，高深了一点，“为人处世厚黑学”、“流芳百世的处事圣经”。都是一些集成的，高度浓缩的概念体，很显然，里面没有文化的深度，即便有，也因为被压缩而隐涩。

鲁迅先生一定不会很高兴，因为他的拿来主义警告在现在的年轻人中被忽视。

现在的社会似乎把高度浓缩的某种全面的能力硬生生作为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与追求。全是因为不知道是那个谁在哪个会上说了，要把现在的的年轻人“打造成…的复合型人才。”——是不是脑子烧坏了？看不到现在最缺的是专业的人才么？

前段时间的关于80后的疯评，还记得很深刻（在这里），让人很不爽的是，竟以负面评论为主。80后的强有力声音的缺失，使得这种疯评逐渐成为舆论领袖，发挥该死的舆论导向作用。各媒体是怎么了？不知道观点要平衡？大多数文章均是以少数几个80年代生人做模本，大肆推测，然后辅以各种狗屎社会学家，评论员在那瞎弹琴。

仅仅是到了疯评的后期，才仅有几家还过得去的媒体说了一些话，但也决不是为80后翻案，而只是拍了拍人家的肩膀，安慰了事

年轻人是可怜的，管事的人是脑袋让驴踢了的，媒体也是不了解年轻人的，所以呢，混乱是自然的

希望有人能看到年轻人这一媒体的市场空缺，迅速地占领这块市场，我们很欢迎，让该死的中青，北青呆一边去，让央视在一边后悔吧

这一天虽然可能会比较晚

但总归会有的

办一份报纸？这个提议着实把我兴奋了一阵

不过既然要做，就要做到专业。

只是在外院大学教育的框架里面要做这样的一个相当专业的事业。时间是问题，精力是问题，质量更是问题。不是我泼冷水，做不起来。

没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定位在哪里，是办不了什么事情的。

我预测，即便是办起来了，也只可能沦落为新闻文章的摘录版，或者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公共空间（就像外院的百度贴吧一样）。到最后，也就成了一两个庸人的权杖了。于是乎，这样一个美好的幻想与为之而付出的努力所成全的只是个别人的欲望，而且所得到的，也只是对down下来的文章的选择罢了。精彩的做不起来，平庸的也没人看好。

——如果整个目标仅仅只是这样的话，那我无话可说。

一定有人说我闷骚。事前不说话，事后乱起哄、泼冷水。不过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这件事情上我作不了主角，而唯一能扮演的只是满身锐刺的绿叶角色而已。

最需要的是一个领导者，也就是编辑。外院有这样的人么？就算有，一个个在那闷骚又怎么行呢？！

国内各新闻学院成功的报纸创办尝试，名为集体作业，实际上就是一两个人的付出而成就。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一个学派的成功，往往并不是中庸之道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却只是领导者的才智，可敬而实用的领导艺术与才能。

新闻是无冕之王，记者（狭义上的）是无冕之王，唯独编辑不是。所以我觉得，一个主编，除了有必要的前瞻性和熟练掌握各种条条框框，熟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之类的以外，没必要与新闻扯上任何关系，只需精通小学记叙文和中学议论文就足够了。

有一对联，十分文雅：睡草屋闭户演字，卧脚塌弄笛声腾。横批是：甘从天命

这种素质，要是让歌神看到，绝对称好。

可读出来，就成了这样：谁操我屁股眼子，我叫他弄得生疼！哇靠，还有横批：明天重干！
！～～！^_^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通俗和经典，文雅与龌龊，高尚与低俗，好的和坏的，有时往往只是形式上的差别

第二天真正地发现：现在的我们真的很需要军训。

在大港闲适的生活让我们变得很娇贵。这种娇贵放在女生身上可能很不错，但是放在外院为数不多的咱男性人群身上，这种气息可不好。

从开始那一刻我就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我很认真地投入进去了。

军训最难过的一关还是自己——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哪怕深知自己在汗水滴入眼睛的时候会坚实地倒下

美籍专家: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做稳奴才 

"国际论坛"7月19日和21日刊发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讨论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这不仅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是这样，早在100年前，不管是欧美人士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批评还是中国人自身对国民性所做的反思中，都已经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市场经济是导致中国人尔虞我诈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脚的，但反之笼统地将原因归咎于儒家伦理，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处儒家文化圈内的韩国和日本为何要比中国讲诚信？

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不必归咎于市场经济。但中国人缺乏诚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中国人缺乏是非观的表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愚弱"，即愚蠢与懦弱，愚蠢是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懦弱则是因为不敢为是非而抗争。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
"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另外，孙隆基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社会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结果便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缺乏是非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近两年来出现在安徽的偷盗村、云南的拐卖儿童村、福建的诈骗村，便是彻底丧失是非标准和荣耻底线的恶果。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意识"，尤以儒家为最，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而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强政府更与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应该全盘抛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劣，中国历来也有很多讲诚信的人，儒家文化中未尝没有对诚信的提倡，未尝不重视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但只是在与君主专制结合或者被君主专制利用之后，这些积极的方面难以发挥，它消极的方面更容易影响广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诚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将儒家文化转换到现代社会的信用体系中去，关键是看如何取舍。将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为二者水火不容，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