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因素、"民主"与"台独"相伴的"洗脑"、国际势力的渗透以及大陆因素对台湾未来的影响成为观察台政局的新看点。

台湾"百万人倒扁运动"已经半月有余。有人说，台湾已经被一个"不适任的人"所绑架，遭绑架的，除了民进党，还包括整个台湾社会。这种观点似乎将台湾社会的族群认同、南北分裂，都归结于这个"不适任的人所造成"。如此理解当前台湾社会错综复杂的局势，未免太过于单纯。

当前台湾社会的矛盾，并非简单的蓝绿政治对立。从各种势力对群众运动的利用看，至少有四大耐人寻味的看点：

一、台湾政治可能进入突发事件增多的时代

这次"倒扁运动"是台湾民众从街头发起的，民众自发性的"倒扁"，主要是恨其贪得无厌而不可救药。不过绿营人士的初衷还是借用民气以挽救民进党。这在施明德给陈水扁的信中，第一句话就作了清楚的表述。但随着运动气势的渐盛和局部失控现象的出现，各种政治势力都放弃"壁上观"的打算，转而采取积极介入的策略，利用局势的变化为各自的政党"塑造形象"，力图在2008大选前制造效应成为普遍的政治现象。这种政党利益加上社会运动中夹杂的台湾百姓对当局施政的不满，使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比如一向标榜公正的台湾媒体，这时候说话也出现了明显的区隔，各有所指，自成一系，"倒扁"成为一个观察台湾未来局势的大舞台。

围绕"倒扁""挺扁"，台湾社会为什么会乱成一团？有人用民主转型中社会必然出现动乱的道理给予解释，但笔者认为没有那么简单。陈水扁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他岂能够轻易绑架民进党，还包括整个台湾社会？读史使人明智。人们自然会思考，2004年民进党在"两颗子弹"的闹剧中当选时为什么不爆发类似的民众风潮呢？当时台湾社会在等什么？今天又在期待什么？就目前台湾社会的结构而言，不管"倒扁"是不是能够赶走陈水扁，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政治中牵涉到如此多的不正常交易，说明台湾的民主进程中存在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一旦发酵，极有可能将台湾社会带入一个不稳定的时代。

二、"民主体制"与"台独"教育运动结伴而行带来恶果

理论上，民主体制的内容包括三个主要部份：选举最优秀的人选担任领导人、建立宪政体制、实现民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从台湾"民主体制"目前的特徵看，"倒扁运动"本身表明在选举最优秀的领导人选这个问题上，台湾"民选"政治是存在弊端的。而"宪政体制"这部份，又被别有用心地加入了"台独"内容，这样做，实际上是将台湾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蓄意引导到"台独"教育运动的方向上去。岛内大大小小的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就是这种"思想教育"。由此带来的恶果，除了影响到台湾建立健康的民主体制进程外，还会将台湾带入不稳定时代，导致社会出现人为的族群对立与社会撕裂，两岸人民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罢免陈水扁过程中种种程序缺失的不完整看，"倒扁"不能顺畅进行，法律上的原因是由于台湾法制体系不完整，不象美国水门事件那样有独立的司法调查体系来执行民意。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陈水扁可以肆无忌惮的利用台湾社会中旧有的族群矛盾来保卫自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民进党政权。比如陈水扁宣称"倒扁"是在"欺侮"他，民进党中的政治人物为了自己政党的政治前途，也暗中在这一点上迎合他，这些纵容使得原有的矛盾对立和族群间的相互仇恨不是减少而是被火上加油，社会对立在针对执政党弊案丑闻的发展过程中，人为地持续加深，在"民主体制"下出现的群众参与社会运动的能力，被有意识地扭曲为"台独"教育运动。这种现象还不发人深省吗？从台湾社会矛盾的淤积看，由"倒扁运动"煽起来的泛绿情结，完全有可能在造成一次非理性的大选结果。而这正是那些疯狂的政客所追求的。这也是"急独"的台联把"倒阁"看得比"倒扁"更重要的原因。

三、国际势力对台湾政治的渗透

台湾政治中是否有国际势力的渗透是一个谈论已久的问题。最近台湾蓝营组织"民主行动联盟"等到南部反扁，也多次被挺扁的南部政客和群众反制。这表示民进党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陈水扁个人，在"有效地执行发牌能力"，他们有能力撕裂台湾，有能力发出威胁。最近几天还重新抛出"宪改"案，以此展现其"维护民进党利益"的决心和进行试探。民进党这样强势作风，当然不仅仅是做给岛内看，也是在对台湾政治有重大影响力的美国和日本，尤其是试探美国，"挟分裂势力以坐守台湾"。从公开立场看，迄今为止美国没有任何表态，立场"中立"。对民进党发出的"宪改"试探，也表示不赞同。但从"倒扁运动"，包括民进党执政以来的过程看，执政党的党领导出现重大危机，而美国仍然坚守"中立"，这种"中立"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中立"。从2004年大选的"三一九枪击案"陈水扁侥幸连任至今，"四不一没有"变成了"四不"，对"一没有"的没有，也从未听见美国追问，对"宪改"的不赞同，也是停留在重复"四不"上。这种"壁上观"的含义就值得深究了。试设想，如果陈水扁的极端做法很早就遭到美国的限制，台湾社会对立的张力可能早就出现收缩，台湾今天所谓的"这一半恨另一半"的境况，就不会这样越演越烈。因此，要说台湾这一场社会大分裂中没有国际干涉势力的影子，是说不过去的，只是手段的高低，目的的公开与隐蔽有所区别罢了。更不用说，历史上台湾民主运动的"代言人"，有不少就是在美国和日本长期培养、得到他们的扶持后回到台湾发展的。

国际干涉势力对台湾政治渗透带来的问题在于，提供"支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受支持者，包括支持者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利用受支持者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和其他问题，使后者沦为提供"支持"者的政策工具。君不见，台湾"领导人"之一，居然能够公开在台湾社会说"要感谢马关条约"，这股势力后面的国际因及其影响素，难道还不够清晰，不应该警惕吗？

四、大陆的发展与台湾息息相关

台湾当前政治中出现的困难，是多种历史和现实原因所造成，这些矛盾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台湾民众对台湾民主进程的特徵、发展及其时代局限性的认识，还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但台湾也面临巨大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越来越与台湾息息相关。台湾的经济转型、社会进步也与祖国大陆的进步紧密相随。在祖国大陆兴起这件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大事上，台湾将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发挥，将把台湾推向更高的层次，推向地区、推向全球。即在影响以及参与"中国的兴起"这个历史事件中，台湾有着绝佳的机会与足够的能力，台湾将成为引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角色并参与分享中国现代化的成果，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是时代的大潮，也是两岸关系走向的大势。

有了这个大局，再回头看台湾的政治走向，就会"身在此山中"而不迷失方向。从目前看，在2008年大选前这段期间里，民进党从一党私利出发，仍然会拼尽全力来"挺扁"，"倒扁"、"用扁"，总之，不择一切手段谋求对台湾社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动权。从在野的蓝营来看，一方面从政治理念上始终相信，"任何不负责任"的政党最后都会为其行动付出代价。但另一方面，蓝营受到内部不一致的影响，始终没有形成鲜明的政治纲领。比如岛内目前出现通过"公投"来解决陈水扁罢免问题的主张，就显得有些欠思量。如果不能与绿营的"宪改"提议进行区隔，最后起到的作用可能是肢解蓝营。

众所周知，"大选绑公投"原来就是民进党煽动台湾民众和借此向国际干涉势力要价的重要手段，这种做法的最大危险是将台湾前途悬挂起来，从根本上搁置统一的前景。在野党不能因为目前的部份群众害怕"台独"极端势力掌权，害怕政党间恶斗导致议论出现短时期的变化，就轻易在"公投"问题上"以夷制夷"。设若陈水扁不下台，这种情况下"公投"所起的作用，将使台湾社会变得极为可怕且充满危险。设若陈水扁下台，2008年台湾大选临近，"公投"的后续内容就更加容易被"台独"势力利用。这是在考虑"公投"时，必须三思而后行的。

作为社会运动，估计"倒扁"在退出机制上，大体还是回到"立法院"的体制内去解决。对于台湾前途这样更加重大的问题，笔者认为唯有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才能和平解决。这是现阶段对台湾社会观察的点滴体会。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观察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06年9月

flybear案：转自政治论坛

庄子与惠子著名的“ 濠梁之辩”，惠子为不可知论者说出了商标式的一句话：“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虽然当时就被更为强大的辩论高手庄子打回了原形，庄子认为，如果惠子遵守他的逻辑，就不应该问话，人与人就无法交流。因为谁也都不是另一个人，另一物种，以此为原点，每个人的判断都成立不了，就算我有资格说自己的感受，可是听众并不是我，所以也接受不了。

不过，诡辩者往往更有文采，当然，庄子的文采无人可及，可是惠子的“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过于诗意，所以后人反而忽略了他在庄子面前的失败。“ 子非鱼”成为相当多人的网名与笔名———其中有一个我的前同事。这种“ 子非鱼”逻辑相当容易上手，现在几乎成了万用灵药，抵挡了所有批评，世界上只剩下自我批评可行了，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自我批评这回事，它只不过是自我表扬的官方说法罢了。

没有刻薄的、尖锐的、直奔七寸而来的批评，一般来说就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若用批评来衡量，是这样的，野蛮社会不批准野蛮的批评，文明社会才允许野蛮的批评。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阿兰·沃尔夫最近在美国《高等教育年鉴》杂志的文章《信仰的疆土》，说到了“ 子非鱼”的诡辩逻辑依然是对当下批评家的有效咒语，对那些不信教、也不准备信教的批评家，有宗教人士认为他们的身份可疑，因而可以断定批评是恶意且无效的。阿兰·沃尔夫说，这一切争论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 非基督徒能否成为基督教专家？”也就是说，一个不信者能否成为某种信仰的最有力批评者？

当然，答案是可以。事实上，不信者的批评才更有价值，信仰者本身只会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把一切怀疑都当成敌意。“ 子非鱼”的身份隔绝并不是批评家的软肋，而是成为批评家的要件之一，只有与被批评的对象保持足够的距离（ 像人与鱼的距离那么远），批评才有用。

阿兰·沃尔夫的观点重新把真正的批评家置身于危险境地，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是以整个社会作为对象的，这说明他必须成为让多数人不开心的少数人，他与一切强势的信仰都保持距离。好像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描述的那样：“ 我让多数雅典人生气，你们应该知道，这才说明我是神送给你们的牛虻，叮咬你们，让你们痛。”众所周知，怕痛的雅典人不领神的情，将坏了大家兴致的苏格拉底毒死了事。

批评家的悲剧就是如此，你若软绵绵的没有硬度，在精神上早已死了；你若真有用处，触怒一下信仰，肉体就会被处死。

（全文载自南方周末连岳专栏）

前些日子，国家林业局首次委托拍卖机构向国际社会拍卖“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向社会拍卖14 种、共289－只野生动物的狩猎权。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情。

总的来说，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还是以否定态度居主流。不管是环保人士还是普通民众都从道德的层面，以及对政府的质疑层面反对这一举措，强大的舆论占据了主导。

但是，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

首先说现状：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对当地居民的正当经济活动和发展权利形成了绝对意义上的制约；野生动物属于国家资产，而对这一国有产权的执行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防止非法捕猎野生动物行为——就像电影可可西里中所展现的那样。

要改变这一现状，光靠保护区的投入和政府的支出是远远不够的。借鉴国外的经验，似乎使其纳入市场化的运作才是最合适的方法。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野生动物属于国家资源，因此只有国家才有权依法处置它们。这样，就可以像政府对待国有资那样对待国有的野生动物资源。国家关于国有资产的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同样，作为国家重要自然资源的野生动物，其管理的目标自然也是“ 保值和增值”，即其种群数量的维持和扩大。只要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采取适当的手段应该是允许的。既然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都是确定的，那么野生动物管理中的市场化手段也应该是可取的。这样，以高昂的价格出售限定数量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权，相当于盘活国有固定资产存量，不仅不会导致种群规模的缩小，反而使保护部门有更多的资金从事保护活动；同时野生动物种群自身也会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只要我们不把目光只盯在那几只被捕杀的野牛和羚羊身上，这几乎成了两全其美之。

现实就是这样，现在的动物仅仅靠出卖色相在动物园里面大SHOW身姿以获得动物园门票收入活命之外，还必须要赔上性命，以保证种群的繁衍和生存。

所以看来，政府拍卖部分野生动物狩猎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里面有两组矛盾：1.在整个拍卖活动中国家委托的管理者中，部门利益和国有资产的增值目标之间的矛盾。2.对野生动物的市场化保护和拍卖行为有可能刺激非法猎杀行为膨胀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拍卖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资金在保护部门内部的分配、如何合理改善当地百姓生活条件等都有待解决。当然，管理行为透明化才是最重要的。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今天在新京報上有這樣一篇文章——以大學稅代替教育貸款
      文章所針對的是大學貧困生借貸上大學而在畢業後多無力償還貸款和高等教育費用越來越高而使越來越多的學生上不了大學等嚴重的問題，並且提出了一個有可行度的解決方案。
      這個方案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提出來的。他以投資的模式來分析傳統的教育貸款，提出了這種于不同於類似住房貸款這樣的要求抵押品的方式的高風險性。在市場經濟的迴圈作用下，這種教育貸款的缺陷日益彰顯。
     
      針對這個問題，他提出了按比例在大學畢業生未來收入上課稅的辦法，來替代固定利率的教育貸款。
     
      文章還舉出了這種大學稅的優越性：
      首先，大學是一個投資性的而非銷售性的產業，大學的成功，在於其選對了有發展前途的投資對象——學生，然後通過高水準的教育點石成金，把這個學生的潛力開發到最大程度，最終從這個學生未來創造的的財富中收取“紅利”。相對于傳統教育貸款向“錢”看的銷售性模式的缺陷，大學稅所根據的是大學高等教育為之創造的未來的經濟潛力，是一種投資性的模式。
      然後，收取畢業後的教育稅，促成了教育平等。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不管家裏有沒有錢，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教育貸款。由於未來的償還是根據教育給自己所帶來的好處的多少而決定的——即工作的工資收入，多則多交，少則少交，所以個人和家庭因教育貸款而增加的經濟壓力得以很大程度上的減輕。
      最後，大學稅還有利於促成這樣一個健康的現象：大學的收入，應當和其畢業生的還貸能力掛鈎。通過這樣一個手段拉開適當的大學貧富差距，更好地鼓勵各大學以提高教育品質為中心來展開競爭。

      文章認為，儘管這一方案在澳大利亞等國家已試用並效果明顯，但是在中國當前地稅收和金融會計體制還不健全的情況下，實施起來必然有很多漏洞。

       文章還提出了“國家與個人分擔教育投資，共用教育紅利”這樣一種大學稅在中國應用變形至少應當堅守的底線。

       個人認為，這樣的一個教育貸款制度是很值得在中國推廣的。我們可以看到，今年來關於貧窮大學生自強不息的報導是越來越多。在自強不息的同時，在他們中的極少數得到媒體關注的同時，國家出臺相關政策，為這些未來的建設者們提供制度上的保證是最為必要的。
       但是問題和漏洞除了文章中隱諱地提到的，還有很多。
就拿貸款的償還來說，不同大學的畢業生，不同收入的畢業生，他們對於貸款的償還的時間和數量是存在很大的區別的。影響的主要因素就是大學的教育品質的差別了。所帶來的大學殘酷的競爭，且不說會不會產生惡性競爭，不計後果地搶奪優質生源這種極端。總之優勝劣汰是肯定的。在提高全民素質的要求下，在國家鼓勵民間辦學的條件下，這樣的競爭模式是否值得提倡？